1912年10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令》，推行大学学制改革，提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阔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球鑫圭、唐良炎，1991：663）。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将“大学之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学科称谓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来的“文学科”被“文科”取代，而“文学”成了“文科”下属的一门文学门”下设8个专业：国文学、梵文学、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俄文学、意大利文学、言语学。其中，英国文学门开设的科目主要有11种：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史、英国史、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希腊文学史、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从这些课程名称来看，以“文学”为核心建构英文专业知识体系的政策导向已经清晰。因此《大学规程》确立了“文学”在民国时期英文专业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学科地位。尽管当时“文学”一词仍处于古义与现代语义的交替递变中，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统尚未摆脱传统束缚，仍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余来明，2016：225），但是在英国文学门的课程设置，‘文学”一词已基本具备现代涵义。

20世纪前20年，西方的“文学”概念被引入中国，对中国高校英文系的学科分类和专业知识体系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余来明（2016：9）指出“文学’概念在近代的语用实践中经过古今演绎、中西涵化，词义已经发生极大变化。西方‘文学’概念的引入造成了传统文学’概念的重新定义，而重新定义形成的新的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统，又成为文学史书写和文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基础”。1917年，北京大学英国文学门所开设的课程中，狭义的“英国文学”逐渐成为专业知识体系的核心文学”类科目除了英国文学史外，已细分为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1919年，北京大学“废门改系”，“英国文学门”改名为“英国文学系’，“作为英国文学知识传授和学术生产中心的地位与职能在这种变化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和规范”（邱志红，2009：111）。当时英文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同于国文系的课程设置。国文系将课程分为“语言文字、文学和古籍整理”三组，而英文系则“实行纯粹的‘文学教育’”（陈建华，2016：299）。

付克（1986：122）指出：‘“旧大学英国文学系”是“典型的英美文学体系”，其“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多与欧美一些大学类同，一般是重文学、轻语言，而在文学中尤重英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民国英文专业重视文学，但是否“轻语言”值得商榷。英文专业以“文学”为中心建构专业知识体系，其前提是英文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前就应掌握娴熟的英语语言技能。当时，不少大学经常开设预科，实施高强度的英语技能训练，为大学阶段专业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很多高校英文系在低年级开设一定的英语技能课程，如会话、作文等，但这些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课时不多，与文学类课程相比，比重小，仅为专业知识体系的辅助或补充。例如，西南联大的“英文课”即属于此类专业基础与语言技能课程，而且连续开设4个学年，旨在夯实和提升学生语言技能与实际运用能力，以满足抗战时期外语实践人才的需要。但是，偏重文学的专业模式过于理想化，也存在弊端与缺陷。

3从“英文系”到“英语系”：文学在专业知识体系重构中的边缘化

1949年之后，外语院系经历了从“英文系”到“英语系”的巨大转变，形成重语言、轻文学的专业知识体系新态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多数高校的英语专业出现了以语言技能训练为主导教学内容的历史性转向，文学在专业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越来越边缘化（殷企平，2002：9）。与文学地位下滑相对应的是，英语技能或语言实践课在专业知识体系中占据越来越主导的地位，以致“英语专业”被普遍看作是“学英语的专业”，即主要学习英语技能的“专业”。查明建（2018：12）指出把语言学习当成专业，就必然把听说读写译’语言技能当成了专业能力，把这种专业能力的运用，比如翻译，当成了人才培养目标。这种以语言技能为中心的实用性的外语教育理念及在这种理念下形成的教学模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对外语专业的基本认知模式和思维定式，导致人们认为英语专业就是学英语的专业。”

国内英语专业的知识体系建构是如何从清末民国以“文学”为中心向当下以语言技能为中心转变的？如前所述，专业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形成与不同历史阶段意识形态的需要、教育制度的变更以及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密不可分。民国时期专业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在晚清政治维新、教育体制变革与现代知识转型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文学”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分类而成为一门学科，是学科细化、专门化与现代化的结果。同样，1949年以来以语言技能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为了满足国家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根本需要而逐步形成的。新的专业知识体系对旧的专业知识体系既有传承，也有突破。这一知识体系是在社会不断发展与转型需要的大背景下持续蜕变的结果，而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政策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在学习苏联教育体制的基础上探索前行。1950年6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提出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的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的建设，必须很好地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首先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李良佑等，1988：419-420）。同年9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课程草案》，将外国语文系的必修课程规定为六大类：外语基础、译作习作、国语实习、文艺文选读、理论文选读、文艺理论批评。此后，教育部制定的统一教学计划中，文学类课程不断减少，英语技能课程的比重逐步增大。

1961年4月，国内近20所高校和单位共同制定了一份5年制的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方案，规定“英语”科目的总课时为1，450学时，而“中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英美文学史’、“英美文学作品选读”以及选修课中的“文学专题”的课时量仅为460学时（李良佑等，1988：424-425）。英语技能课程与文学课程的课时比例约为3：1。尽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学校也增设了很多文学方向的选修课，但专业知识体系的重构已向语言技能大幅度倾斜。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与时代要求，国家政策层面对语言技能的倾斜度继续呈不断加大的趋势，专业知识体系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又一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重构。1979年4月，教育部下达外语院校、综合性大学、高等师范类大学的英语专业教学计划，规定三类院校不同的培养目标，其中只有综合性大学可以培养“外国文学研究人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文学教育的传统，但是文学类课程进一步缩减。1986年，国家教委审订颁布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规定英语专业基础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是“传授英语基础知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严格的基本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同时颁布的《高等院校英语专业高年级教学试行方案》要求“继续巩固和提高语言技能的训练”，并“力求有专业方向”（李良佑等，1988：461-473）。该方案规定的高年级必修课有：阅读、写作、翻译、文学、英语语言学基础；选修课有：英美历史与概况、报刊选读、欧洲文化入门、词汇学、文体学、语音学、语法学。由此可见，语言技能课的权重进一步增大，语言学课程有所加强，而文学课程已降至2-4个学时。

陈建华（2016：310）认为‘此时外语系文学课程的比例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因此，在专业知识体系的重构过程中，文学课程基本被边缘化，英语专业的人文性大为削弱，进而带来了语言技能中心主义的兴盛，文学学科在专业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不断走向衰落。

1999年，教育部开启高校扩招的改革政策，英语专业迅猛发展。迄今为止，国内已有一千多所高校开设英语本科专业。2000年《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修订版提出“复合型英语人才”的培养理念，英语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出现了新的变化。该教学大纲将课程分为三种类型：（1）英语专业技能；（2）英语专业知识；（3）相关专业知识。第一类是基础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口译、笔译等课程，第二类是语言学、文学、文化类课程，第三类指“与英语专业有关联的其他专业知识课程，即有关外交、经贸、法律、管理、新闻、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课程”（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2000：1-2）。然而，很多高校的英语专业培养质量不高，优秀生源有限，师资力量不足，只能将教学重心集中在第一类课程上，作为专业知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课程继续不被重视。部分学校为了满足毕业生应对就业压力的需要，开设了很多“实用”英语技能课程，如商务英语、法律英语、外贸英语、财经英语等。至此，在很多高校，专业知识体系中的硬核——文学课程“几乎沦落到了被遗弃的境地”（虞建华，2013：206-207）。查明建（2017：20）指出“英语专业属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是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以文、史、哲为基本研究领域，以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及其外在的文化世界为研究对象，以精神性、价值性、思想性、体验性和践行性为学科特点。人文学科的核心是人文主义与人文精神，即以人为本，维护关切人的尊严和价值，珍视人类发展史上所创造的各种精神文化。”作为人文学科核心之一的文学在专业知识体系中的地位被严重削弱，造成的后果是其人文性乃至“专业性”的严重缺失。英语专业的学生在专业教育中仅接受语言技能的训练，人文素养缺乏，文化底蕴严重不足。高校扩招后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仅掌握英语技能的英语专业毕业生不可避免地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人才市场遭遇“危机”。

4回归以文学为中心的专业知识体系是否可能？

过去四十年来，英语专业的飞速发展提升了全社会的整体英语水平，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培养了大量英语专业人才，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对外合作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英语专业也存在很多问题和乱象。尤其是高校扩招以来，英语专业因为扩张过快，规模超大，办学层次不一，总体教学质量也呈下降趋势。此外，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很多学者开始对偏重语言技能训练的专业教学体系提出质疑，对其弊端多有反思“回归人文学科本位”的呼声时起彼伏。也有学者对民国时期的专业体制充满浪漫主义的向往，对民国高等教育制度高度颂扬，甚至认为“这一时期的教育质量是历史上最好的”（张美平，2012：265）。1949年之前，文学课程在专业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回归以文学为中心的专业知识体系是否可能？

民国时期，以文学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培养了一批优质外语人才。查明建（2018：11）认为“中国的外语教育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一个半世纪的外语教育，就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成效而言，成就最大的，当属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和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吴达元、田德望、陈 栓、杨周翰、许国璋、王佐良、周压良等一批学贯中西的杰出外语人才，都出自清华或西南联大。”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草创阶段，上述名家都是对外语学科影响至今的学术奠基人或重要开创者，在外语界所拥有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然而，他们之所以成为杰出外语人才，文学知识体系的熏陶只是其中重要一环，但并不是唯一的一环。人才成长的其他方面，如家学传承、传统文化影响、海外教育背景等经常被忽略。从人才成长的规律来看，杰出专业人才的出现，往往是内因与外因、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如果以上述外语人才作为参照来批评当代英语界“小才拥挤，大才难觅”，值得商榷。

葛剑雄（2014）指出，民国学术被高估“一些人对民国学术的评价、对民国学人的颂扬是出于一种逆反心态。是以此来显现、批判今天学术界的乱象，表达他们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学术垃圾、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的不满，对某些混迹学林的无术、无良、无耻人物的蔑视”。任何一个时代，学术研究都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纵览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虽然不乏优秀之作，但都是经过时间筛选后的极少数突出者。有些学者认为，相较于当下英语专业存在的问题与乱象，民国时期的英语专业教育和文学知识体系更完善，但是以偏概全，盲目推崇，实不可取。我们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批判性的思维来审视民国时期的英文专业教学模式，承认其在知识体系建构、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同时也应当辨 析其固有的弊端与不足。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经济和文化水平落后，文盲率居高不下，高等教育仅是面向极少数人的“精英教育”，外文专业更是如此。当时的高等教育制度堵塞了社会不同阶层流动的可能性。不少“上层社会”子弟选择外文系就读，是以此作为“敲门砖”跻身“高等华人”的行列，而中下阶层子弟有机会进入外文系就读者几乎没有。民国时期外文系偏重文学，语言学与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开设不足，在当时颇受诟病。关于文学与语言学严重失衡的现象，叶公超（1935：68）指出，外文系的课目“偏重文学”，从而“置语言与文字于附属地位”，认为这种情形存在诸多弊端，提出大学外文系应当将语言文字与文学分为两系，成立“语言文字学系”。盛澄华（1948：7）认为，外文系的学习内容“很浅显”，仅“学习一点英文与英国文学”，后来虽然有所拓宽，但实际上“都只有英国文学的课程；至于语学，至今还逗留在外国语基本学习的阶段中”。吕叔湘（1948：2）对以文学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持批判态度。在他看来，外文系的病症“在于浅薄”，“要治这个病， 得注射一点学术维他命进去”。所谓“学术维他命”，主要是指语言学与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一方面要增加语学的课程，一方面要增加比较的课程。例如英文组，英语语音、英语语法、英语史等课程不能草草了事；同时，中国语言通论、中国文学史（及选读）、第二外国语等课程非必修不可”。冯至（2008：261）对中国文化课的缺失提出批评：“外语系只造就些能说外国语的中国人，与本国文化不生关系”。

民国时期外文系受英美国家大学的影响较深，只重视文学教育（尤重英国文学），导致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与现实严重脱节的现象。付克（1986：122）指出： “不管学生毕业后从事何种工作，一律从文学着手，以提高学生欣赏欧美文学作品的能力为目的。课程繁多，学生在实际工作上用得上的并不多，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现象相当普遍。”对这一弊端提出最严厉、最尖锐批评的可能是梁实秋。在1941年，梁实秋指出，公、私立大学外文系主要有三大培养目标：外国文学专门人才、外国语言专门人才、中等学校英文教师。他对民国时期外文系的课程配备及其人才培养的成效几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梁实秋的“失败论”也存在激进之处，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1949年之后，偏重文学的专业办学模式在中国台湾得以延续，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这一模式在当下也遭遇困境。

5结语

民国时期偏重文学的专业知识体系与新中国70年以来侧重语言技能的专业知识体系各有利弊。不同历史阶段的专业知识体系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内涵各不相同，主要满足不同历史阶段国家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2017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试行）》，确立了五大学科方向：文学、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国别与区域研究。2018年1月，《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颁布，将外语学科确定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语专业将随着时代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其知识体系与学科内涵也将处于不断重构中。应当指出的是，当下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充分性，决定了中国高校英语专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充分性。因此，在英语专业面临转型与变革的新的历史阶段，专业知识体系的重构应因地制宜，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的英语专业应有一定甚至较大的差异性，以充分满足国家和社会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

免责声明：原文载于《外语电化教学》，2020（5），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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